朱志平是在參加當天由浙商研究會舉辦的“浙商沙龍”時再次表達自己不滿的。在這場主題為“挑戰潛規則——從‘狗不理’拍賣個案看‘非公36條’的貫徹落實”的小型研討會上，他的發問迅速得到了與會浙江本土經濟學者和民營企業家的回應。

    2月28日，天津產權交易中心舉行了狗不理包子飲食集團國有產權拍賣會。經過上百個回合的叫價，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1.06億元競得狗不理70%的股權，而此前最被看好的浙江同方投資公司僅以100萬元之差落敗(詳見本報3月1日B2版)。對于該結果，一直志在必得的朱志平頗感不滿，當時便對天津同仁堂的國企身份提出了質疑：“為什么國企改制過程中，與民企一起競爭的仍然是本地國企？”

    昨天，在簡要回顧了參拍過程和個中關鍵細節后，朱志平表示，天津同仁堂能夠參與狗不理拍賣，是一些或明或暗的“潛規則”使然。他稱，“可見中央出臺‘非公36條’十分必要及時，而‘非公36條’要完全落實，仍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。”但朱志平并未拿出這場拍賣有“潛規則”操作的實質性依據。

    浙商研究會副會長、浙江工商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呂福新對朱志平的觀點表示贊同。他說，綜觀狗不理國有產權轉讓全過程，有兩大挑戰擺在希望參與國企改制的民企面前：一是政府定位，“按照市場經濟運行規則，拍賣本應由中介機構單獨進行操作，政府不應越權”；二是各地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態度和思想觀念如何統一。

    呂福新稱，上述“潛規則”事實上在開放度相對較高的南方省市也依然存在。他所言不虛，浙江有關部門調查顯示，即使在民營經濟發展領先的浙江，市場開放還存在“真開放”和“假開放”問題。

    浙江財經學院法學院教授張維平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。他說，對于希望抓住“非公36條”機遇的浙江商人來說，應該意識到諸多“潛規則”并不會因“非公36條”頒布而自然消失，“因此，在今后參與國企改制中，民企要將困難考慮得多一些，思維應該處于彈性階段。”

    浙江青年學院副院長王曙光教授則提醒，“非公36條”帶來更多的是新規則，“雖然它鼓勵民企參與國有企業改制，但只是消除了準入門檻，讓民企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，并不能保證民企參與市場競爭的輸贏。所以，如何適應新規則才是更關鍵的。”